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写到“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书中的“老王”指镇远镖局的王维扬，“一张”指御林军的张召重。
其实呢，这句的出处是民国时流传的“三李不如一王。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
三李是指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而一王指王耀武，这四位都是山东籍黄埔系高级将领。三李属黄埔一期，王耀武属黄埔三期，三李都比王耀武资深，早年的军阶也都比他高，可是到了抗战结束时，王耀武已经是第4方面军的司令长官，手里的部队不是王牌也是嫡系，而三李官最高的也不过是个军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王耀武去担任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故当年有“三李不如一王”之说。
王耀武也是一个妙人，军界威名赫赫，商界长袖善舞，政界也颇为了得，真人才也。而且其人私生活甚为严肃，不打牌，不吸烟，不讨小老婆。这样一个奇才，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气节有欠，美中不足。他在济南战役兵败被俘之后，迅速变节，对国 军进行劝降广播，在袍泽中颇受批评。但也因表现积极，获战犯改造之第一批特赦。特赦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唯其妻卷其毕生积蓄远赴巴西，使其甚感悲痛，老景抑郁。1968年7月3日病逝于北京。只是这样一位抗日名将，却被归为战犯，实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以国 军五大主力之首著称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即后来的整编第74师）是抗战八年之间战功最为辉煌的部队，精彩战例不胜枚举，被誉为抗日铁军，国 军中无人出其右者。更加难得的是，抗战中的许多战绩都是在使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取得的。日军对这支国 军中的王牌部队也深为敬畏，以“三五部队”称之(指所辖的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皆以5开头)，还称其为“支那第一恐怖军”，连美军顾问团也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74军的战斗意志、战斗力、纪律性都是国 军中首屈一指的，同样，也拥有各国王牌军的共同特点：傲、狠、悍，全军自军长以下普遍瞧不起其他部队，不仅是杂牌，甚至也包括中央军。抗战胜利后，张灵甫升任74军军长，兼任南京警备司令，拱卫首都，74军人称“御林军”。
74军中战功赫赫的王耀武和张灵甫有那么一句“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真是一点算不上夸张。只是而今看到书中这句还能会心一笑的不知尚有几人。
转贴来源：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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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5月16日，是张灵甫将军的忌日，转贴以作纪念。
王牌悍将张灵甫传
作者：钟子麟
西安的家人并不清楚张灵甫在北大除了读书到底还做了些什么。在他后来的同事、部下的印象中，他平时沉静内向，很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是偶尔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这么说来，那些慷慨激昂的街头学生演说家里大概找不到他的身影，舞文弄墨倒是很可能有的，因为他后来不仅写过诸如《遭遇战之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的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我带兵的经验》等军事专论，而且在硝烟弥漫的抗战间隙，还写过若干与打仗风马牛不相干的评论文章，有一篇的题目竟然是《评文妖郭沫若》。如此看来，北大的校园壁报上还是有可能贴过他的墨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造反历来多由秀才们挑动起来，可秀才们自己造反却多半造不出什么结果来。文人学生好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但是江山被他们指点之后，破碎依旧，笔杆子不能解决病入膏肓的社会之根本症结。学生运动看得多了，张灵甫发现空喊口号也闹不出多大名堂来，就对学运逐渐萌生了倦意。然而时局的纷乱，已经使得这位嗜书的读书郎难以静心坐下来做学问，他曾丢开书本长叹道：“大丈夫当拨乱反正，旋乾转坤，措国家于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衽席之上，而盱衡大局，非武力不足以除强暴，非破坏不足以言建设，吾宁长事铅椠乎？”［《张灵甫烈士传》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
既然不愿意“长事铅椠”，也就是说不想继续枯坐书斋，而想要去做些“武力”、“破坏”一类的大事情，那这书到底还要不要读下去呢？答案很快就明朗了。
……
张灵甫原本对于学生运动的空泛口号已经意兴阑珊，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对已经有心从军的他所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学生运动整天游行示威，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冯玉祥大帅旗一举，一夜之间就可以令北京变天。中国 军阀政治的严酷现实，给这个学历史的年轻书生又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今日之中国，非武力不足以成大事，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起而行事的军人比坐而论道的文人，在推动国家历史前进上应有更大的作为。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古人一曲敦煌词，恰好道出他此时的心境，张灵甫坐不住了。
算起来，张灵甫在北大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从头到尾大约只有一年左右。离开北大的原因，固然有出于对秀才造反失望的因素，用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时以国是日非，民事日困，慨然有匡济时艰之志……”［《张灵甫烈士传》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于是投笔从戎。不过，如果张灵甫能够顺利读完大学的话，他的“匡济时艰之志”或许还没发得那么早，也不一定马上就辍学告别北大。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出了点状况，这是一件他事先没多顾虑，却又影响到他继续完成学业的烦心事：他缺钱花了。
以父亲张鸿恩的经济能力，张灵甫从小吃穿是不用愁的，父亲也从没让他为钱的事情操过心，上中学又有堂兄大哥在西安照应，他只需安心地做他的学生读好书就行了，这就养成了他对钱财不太在乎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一贯如此。当初赴京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对在北京学习生活的费用可能想都没顾得上细想，还是西安的两位堂兄给他凑了一些资助。而张鸿恩在家务农为主，他对北京城的了解肯定还不如儿子多。对于张灵甫放着好好的教员不做，辞了稳当的工作跑到北京去上学，张鸿恩心里不见得会很乐意，但是得知儿子顺利考上北京大学的消息，他应该还是挺高兴的，毕竟张家祖上并非书香门第，他这一辈出了哥哥一个秀才，下一代里也只有长房的老三读了大学，现在自己的儿子也能考上大学，而且听说就是当年的京师大学堂，他当父亲的还是要尽力支持。
但是，北京不是西安，在京城上大学和在本地读师范的消费也远远不在一个档次。张灵甫在北大读了一阵子书，虽然有堂兄和父亲的资助，可衣食住行样样都得真金白银地支付，每个月只出不进，他所带的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做学生的没有进账，书却是要继续读下去的，勤工俭学他也没这个概念，唯一的途径就只有向家里伸手了。他匡算了一下，在北京一年吃住学费等开销至少得要好几百块大洋，自己的家境虽然还过得去，但是他也清楚，家里既非名门望族，也非富商巨贾，几百块大洋对于务农的小康之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没有办法，为了完成学业，他只得硬着头皮给父亲写信告急。
张鸿恩接到儿子的来信傻了眼。那时他还是小本买卖，家业还没有后来那么殷实，几百块现大洋，要他一下凑齐这么多现钱还真是犯难。思前想后，他给儿子回了信，他在信里劝儿子，大意是说：念这书如果要这么多钱的话，家里是负担不起的，几百块现洋那得卖掉好些良田才能凑齐，庄稼人是靠地过日子的，要是卖了地，一大家子人靠什么呢？这书还是别念了，回家来吧。［2003年10月笔者与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的电话访谈。］
收到父亲的回信，张灵甫没有再坚持，他乖乖收拾起包袱，回到了陕西老家。这倒不是他对父亲就那么地言听计从，反正他自己本来对书就已经读得心猿意马了，见父亲不主张他继续学业，也就不再留恋京城的求学生涯，索性打定主意，干脆投笔从戎做现代班固去了。
……
不清楚张鸿恩对儿子的决定是什么态度，但是从张灵甫在投军路上的艰苦境遇来看，他的离家出走，似乎没有得到家里的大力支持。
“他曾经告诉过我，那段时间他的日子过得相当辛苦，随身仅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很少的钱，买了车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到了开饭的时间，人家坐在他对面吃香喝辣的，他为了省钱，只好眼睛望着窗外看风景。”张灵甫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回忆说。［2003年12月笔者与张灵甫的夫人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
大约在1925年的春夏之交，张灵甫到达了河南开封。
一开始，他的投军过程并不太顺利。都说关中出大汉，张家的男子正应了这句话，他们清一色的高头大马，相貌堂堂，属于典型的关中大汉。张灵甫显然也遗传了家族的基因，他身高一米八七，魁伟英挺，仪表也非常出众，英俊的面庞，浓眉俊目，高鼻阔口，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霸气，不怒自威。这样的一表人才，而且是饱读诗书的名牌大学生，在今天站出来也是鹤立鸡群了，遑论是二十年代，他要想当兵吃军粮，本应不愁找不着去处，张灵甫也很自负。可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起先找了几个招兵的地方，居然都不收他，这使他的自信心大受刺激。不过他这人既然下定了决心，绝没有畏缩不前的道理，打听了一下不被录取的原因，人家的理由却滑稽得让他啼笑皆非，说是嫌他长得太高大了，不知是怕他随时会扛了枪跑掉，还是目标太醒目。最后好歹找到了国民二军的驻豫军官训练团，总算让他如愿以偿，张灵甫终于开始了摸枪杆子的生活。［此段经历系张灵甫自己对其夫人王玉龄所述。］
……
在家人的印象中，张灵甫是个非常安静的人，他沉默寡言，平时多半自顾埋头看书写字，看他一副气定神闲的读书人模样，家人很难想象这个人一上战场会像一头危险的豹子一样极具攻击性。
“他这个人的确有着奇特的双重性格，打仗和不打仗的时候判若两人，打起仗来连命都不要了，可是在家里，有时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王玉龄这样评论她的丈夫。［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
蒋介石一听有人告状，说自己的黄埔门生无理杀妻，非常生气，立刻吩咐下面将人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胡宗南在西安接到了命令十分为难。吴正有的状子，胡宗南是知道的，胡宗南本人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曾经庄重起誓要对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所提出的那些清教徒般的戒律身体力行，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不能讨小老婆，如今自己手下的团长惹出这种人命案子来，令他觉得有失第1师的颜面。胡宗南虽然赏识张灵甫的军事才干，对他年轻气盛的鲁莽行为并不以为然。然而张灵甫打仗确实是很有一手，在第1师里是屈指可数的一员得力干将，胡宗南不忍心看着他年轻轻的就此毁了前程，张灵甫也可能以丢失文件为由为自己做过辩解，总之胡宗南当时就是护着张灵甫，拖着此事没办，还曾许诺来告状的吴正有，以收他入伍做副官为条件让他封口，但被吴拒绝了。现在蒋介石来了命令，胡宗南不敢再虚与委蛇了，他叫来了张灵甫，告诉他这下子娄子捅大了，现在案子已经闹到了南京，校长下了命令要把他押送南京法办。
张灵甫自知，自己仅凭一时的疑心就大发雷霆枪杀了吴海兰，追究起来没有真凭实据，总是罪责难逃，既然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如索性把事情做得漂亮些，说起来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于是他向胡宗南表示，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再让师长为难，自己遵命去南京投案服罪就是了。
胡宗南与张灵甫毕竟一个部队相处了六七年，对自己这个下属憨直的脾气还是比较了解的，知道他十分在乎自己的名声，既然表示愿意遵命服从，相信他一定言出必行。于是，胡宗南也不担心他会半路逃之夭夭，对张灵甫既不绑也不押，放心地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南京投案自首。张灵甫十分感激胡宗南的信任，也信誓旦旦，表示先回家处理一点家事，不日即一定起程去南京负荆请罪。胡宗南二话没说，竟同意放他先回家去了。
虽然嘴上豪气万丈，一想到自己因获罪而前功尽弃，原本大好的前程化为乌有，前途又是凶多吉少，张灵甫回家途中难免一路闷闷不乐。人在落魄的时候，身边家人的慰藉就显得弥足珍贵。
张灵甫一进家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温馨的家庭画面。邢凤英正一手抱着已经从奶妈家送到乡下的女儿云芳，一手持勺耐心和蔼地喂小女孩吃饭。
此情此景，令相当大男人主义的张灵甫心里有一种刹那间的触动。眼前的这位村姑，自己从来对她不闻不问，她一直默默承受着他的冷落，替他在家照顾老父，甚至还为他悉心照顾他与别人结婚所生的孩子。面对如此温良宽厚的女子，张灵甫饶是铁石心肠，也不免生出几许感动和歉疚。［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张灵甫曾经对王玉龄提及他当时回家时的这段感受。］
张灵甫把自己要到南京去投案的事告诉了家人，将历年来的私蓄全都留给了家里，在家盘桓数日之后，便只带着几套换洗衣服上路了，连盘缠也没多拿，说是一路上自己可以卖字为生。
从陕西到南京路途遥远，中间还要倒几次车。张灵甫独自一人离家，也没人管他的去向，他一路走走停停，半路上见所带盘缠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卖起字来。他的字写得越大越见功力，字体工整苍劲，写的对联条幅还真有人来买，就这样信笔游蛇，竟让他一路赚到了盘缠到达南京。他也果然没有食言，径自去军法处自投罗网，被拘押于老虎桥模范监狱。
案子审完了，起先初审内定是要判处张灵甫死刑的，连名字也被打上了红勾，择期待决。
偏偏祸不单行，在被判处死刑之际，他又在狱中染上了疟疾，几乎奄奄一息。张灵甫赔了夫人又折了前程，在多重打击之下，他心灰意冷起来，反正枪毙也是死，病重也是在等死，他绝望地破罐子破摔，连申诉也放弃了，但求一死了之。
在张灵甫刚收押的时候，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就和他的关系不错，有时两人天南地北的还聊得颇为投缘。典狱长当然知道一些张灵甫的案情，当张灵甫被初定极刑之后，他对张的处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为张灵甫打气道：“这件案子的情况应该还有斡旋的余地，蝼蚁尚且惜命，你就此放弃未免可惜。”典狱长还悉心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也许是命不该绝，张灵甫凭着年轻力壮的原始本钱，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听从典狱长的劝说，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张灵甫曾向王玉龄讲述过自己的狱中经历。］现在自然无法知道他找了什么借口为自己辩解，但是法庭显然接受了他的申辩，因为对他的原判并没有被执行。
在等待案件复审期间，张灵甫闲来无事，在狱内也就是看看书练练字，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润笔颇多，有人要是喜欢，他就随手送人，坊间甚至有传言，说当年南京夫子庙一带有不少店铺的招牌，就出自他的手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张灵甫在狱中反倒有得是时间面壁思过，修身养性，一场牢狱之灾，使得他以往心浮气躁的性子得以修炼得沉稳了许多，以后很少再乱发脾气。友人来信慰问，张灵甫回函自嘲曰：“为杀妻室做楚囚。”
写字看书不过是打发时间，坐牢的心情总是落寞的。不过这期间家里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张灵甫走后不久，邢凤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男婴，这是张灵甫的第一个儿子。
随着儿子的出世，张灵甫似乎时来运转，没过多久，他竟然被赦罪释放了。据他家人的回忆，之前南京曾派人去西安调查过张灵甫的情况，来人一走就爆发了西安事变，之后张灵甫便获释回到了西安。也就是说，张灵甫的获释，并不是一般认为由于抗战爆发而与其他戴罪军人一起获得政府大赦，而是在1937年初就被释放了。
几十年后，我们看到了对此事的一些评述，有人很肯定地判断说，是蒋介石徇私枉法，偷偷放跑了心腹爱将；也有人言之灼灼，说是胡宗南或是王耀武在蒋介石面前替张灵甫说情：“张钟麟这个人，打仗很有本事，不如把他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吧。”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嘱咐张灵甫出去之后好好做人，把他秘密释放了。由于张灵甫后来的确受到蒋介石的宠爱，这些说法似乎有后事得以佐证，不少人深信不疑。
事实上，这时的张灵甫资历尚浅，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根本还排不上号，他真正出道获得蒋介石的青睐，还是在八年抗战的岁月。更何况，当时蒋介石攘外安内正忙得焦头烂额，还因为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灭陕北的红军，而被张、杨扣留逼其抗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说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工夫亲自为一个小团长特别费周折去法外施恩，在道德评判上固然可以给他加一点负分，却并无依据。至于说胡宗南、王耀武等黄埔学长联名担保说情，则还在情理之中。
可是，杀人偿命总是国法，即使张灵甫属自首有从宽情节，凭什么从宽到只关了不到一年就释放了呢？当事人没有留下任何解释，按照常理，作为情杀案的凶手，服刑不满一年就获特赦关照的机会不会太高，如果从刘光宇讲述的情节去推敲内情，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张灵甫很可能在狱中写的申诉书中，辩称怀疑妻子窃取他的军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杀之。如此，他被上峰认为是冲动之下大义灭亲之举，属情有可原，因而对他网开一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
王耀武的治军特色与张灵甫十分相似，他赏罚分明，恩威并用，平时以负责任守纪律勉励下属，以身作则，对犯纪律的部下不予姑息。在后来的74军时期，早期追随王耀武多年的第51师301团团长吴克定在南京战役中畏缩不前，就被王耀武革职，在湖南桃源的时候，第57师169团团长李毅民允许士兵抓了一些战后无主乱跑的鸡鸭打牙祭，也被王耀武革职，并且通令全军。所以74军上下军纪整肃，不像其他一些国 军部队那样胡作非为。曾经在王耀武身边担任74军副官处副处长的刘操说：“无论平战两时，全军官兵接受任务都不敢马虎，不存侥幸之心，努力完成。纪律方面严肃认真，上下遵守，不敢违犯。”［刘操《王耀武的几件事》（《泰安郊区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泰安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年11月）。］
在个性上，王耀武与张灵甫也有不少共同点，两个人都很有一些国民党王牌将领的气质：骄傲自信，豪爽直率，固执倔强，争强好胜，而且难得的是，两个人的私生活都称得上严谨。不过，王耀武有两个特点却是张灵甫望尘莫及的。
张灵甫是个比较纯粹的军人，精于作战却不大会处世，他讲话直言不讳，得罪人而不自知，不喜官场应酬交际，也不太懂得敛财，连自己的私蓄都不善打理，丢给亲信下属代管了事，口袋里有几个钱，大部分都被他花在所爱好的古玩字画上，他的收藏中还真有些上品，比如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画等国宝级精品。但是他对投资经商置产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兴趣。
王耀武则大不相同。在国民党军界，王耀武做生意是出了名的长袖善舞，他早年的店员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商人意识。1928年北伐结束之后，王耀武就开辟第二职业做起了熟悉的饼干生意，他托友人挂名在武汉开办振兴饼干厂，此后财源滚滚，在长沙、重庆等地先后开设了分厂。抗战时期，他在宁波、温州、广州等地派人投机倒把，低进高出做各种日用品买卖，大发利市。所以王耀武的个人经济基础远比张灵甫雄厚，抗战胜利后两人在南京见面，张灵甫还毫不客气地向王耀武打秋风借钱，惹得王耀武笑话他：“灵甫啊，都是做军长的人了，自己总该有点基础了吧！”
王耀武也很会做人，对上司、同僚乃至下级都能做得面面俱到，令人皆大欢喜。他时常找下属军官个别谈话，因而对手下的个人情况十分清楚，部下有请求的时候，无论有用没用，他都会尽力帮忙写介绍信、送津贴。在国民党官场上，王耀武的公关手段更是出类拔萃，对上打点周到自不待言，连对一些高官身边的亲信甚至门房喽啰都不怠慢，这些人不但会为他适时美言，一个实际的好处是保证了他有直达上听的顺畅渠道。王耀武后来能以一个黄埔三期生的资历，越过许多比他资深的高级将官在国民党军界迅速得到提拔，他这种炉火纯青的社交应酬功夫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
第74军的确是国民党军中的一支传奇部队，这个军在抗战时期曾经被军委会当作整个华中战场的战略预备队，从上海、南京、兰封、瑞昌、德安、高安、南昌、长沙、上高、浙赣、鄂西、常德到雪峰山，抗战时期华中战场的每一场硬仗，几乎都活跃着74军勇猛的身影。当年该军在湖南武冈整训的时候，陈诚由重庆前往视察，他在对第74军营长以上军官训话时说：“三、六、九三个战区发生战争，委员长在地图上先找74军的驻地位置。为什么？必要时，要使用你们这个部队。从这可以知道委员长对你们的器重。”作为这支传奇部队的一员战功突出的骁将，张灵甫在八年抗战期间，除了身负重伤不得已离队休养及后期赴重庆陆军大学进修外，一直马不停蹄随74军南征北战，几乎无役不从。
74军的赫赫战功使日军恨之入骨。战后日 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纂的正式官版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频频提及日军与74军的作战情况，并咬牙切齿地称之为“支那第一恐怖军”。
74军后来以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和守卫首都南京的“御林军”著称，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宠儿，但是作为一个新军，它在成军之初并未被上峰另眼相看，它的桂冠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凭着在抗日战场上真正一刀一枪拼出来的战功脱颖而出，才在国民党军中享有了突出的地位和声誉。
……
原以为来长沙主要是为迎战日军，现在却是自家后院先自失火。11月15日，也就是长沙大火后的第三天，张灵甫率领第153旅从郊外驻地进入了长沙市区。
火灾后的城区，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浓重的焦黑烟雾，陆续返城的灾民们失去了赖以栖身的家园，只得以残砖破瓦、芦苇篾竹等材料，搭起简陋棚屋，在初冬的寒风中瑟瑟度日。望着焦头烂额无家可归的百姓，这些刚从前线下来的将士们既震惊又伤感。张灵甫常把“救民于水火，军人之乐也”挂在嘴边，面对在火灾中挣扎的灾民，也十分痛心，现在正是身体力行为部下作出表率的时候。在部队整训之余，张灵甫亲自带领所属官兵，在瓦砾灰烬之中帮助受灾群众建屋搭梁，恢复家园。由于74军军纪严明，不扰民，加之抗日英雄的名声，张灵甫的部队与当地民众关系融洽，留下良好的口碑。
长沙大火也间接为张灵甫今后在国民党军界的仕途发展，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就是在这里，他给前来视察的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大火之后，蒋介石亲临长沙察看灾情，顺便也来到在郊外驻防的第51师巡视防务状况，张灵甫因此有机会与他敬仰的蒋校长有了面对面的接触。
蒋介石对曾国藩的推崇是尽人皆知的，治军他注重曾国藩的《曾胡治兵录》，在黄埔当校长时就发给学生人手一册，要求反复诵读，用人方面，他又深受曾文公识人密要《冰鉴》的影响。曾国藩主张：识人观人，神骨为先；欲察德操，则观动静；观人行迹，而知其神；文英武雄，各具其神；天生骨相，不足为论。蒋介石有样学样，考察部下，也喜对照着从对方的长相、气度、神态和答话内容察言观色，揣度此人能否堪当大任，若他认为对方形容猥琐，在他面前举止失措，即使该人之前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也难以博得他的好感。
张灵甫漂亮英挺的外表和高大身材在一群将官中本就显得鹤立鸡群，他对穿着细节又极讲究，军容风纪向来一丝不苟，一派帅气傲然的将军相，不难给喜欢相面的蒋介石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蒋介石下部队视察，张灵甫作为部队长官理所当然陪侍在侧，蒋介石也很想了解基层官兵的想法，他边走边沿路与张灵甫交谈，向他打听部队的教育训练状况，询问他对民心士气的看法，张灵甫有问必答，但无赘言。一番交谈之下，蒋介石发觉这个黄埔门生言语中肯切要，气宇不凡，不禁心生欢喜，临走前对张灵甫很是嘉许了一番。张灵甫小吴门外迎校长的插曲，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挂上了号，为他日后成为蒋介石青睐的心腹爱将，埋下了契机。
……
在74军，张灵甫有个绰号叫“张瘸子”，他走路有时用一根状似日 本军刀的手杖，有人又戏称“拐公”，他自己则自号“跛叟”。据他的部下说，叫他“张瘸子”，不是嘲笑他的残疾的意思，而是显示对老上司的亲昵。是不是出于亲昵姑且不论，不过官兵们都知道，张灵甫的右腿是在亲临火线指挥的时候被日 本鬼子的机枪打断的，所以对他多少怀着些敬意。在大陆近年出版的一些涉及武汉会战及万家岭战役的纪实作品中，对于张灵甫与日寇血战张古山的事迹多有客观的描述和评论，不过有的作者以为张灵甫是在此战中腿部重伤致残，从此成了“瘸腿将军”，则是张冠李戴的误会。
张灵甫作战勇猛在74军是公认的，由于经常上一线抵近指挥，负伤的次数也就相当的多，不过之前都还不至于严重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休养一段时间过后就归队了。比较危险的一次伤在额头，他的右上额因此留下了一道难看的伤疤，如果当时子弹射偏一点的话，张灵甫的故事也就至此完结了。性格豪爽的军人一般不拘小节，不太会在意这样一道伤疤，但是也有例外，张灵甫就偏偏在意得很，这个小细节也为他的双重性格增添了一个有趣的注脚。与战场上的猛将形象相比，张灵甫在生活小节上一点也不粗犷，可以说还十分的讲究，他的办公桌上，文件、纸、笔、图、尺总是理得整整齐齐，连抽屉里的杂物也归置得井井有条，他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军容，平时从不穿皱巴巴的衣服，军装总是熨得笔挺，再热的天，出门也是军帽、皮带、皮靴全身披挂，派头十足，一副标准的军人风范。在他身后留下的旧照片中，不乏特地在照相馆照的军装、便装大特写，有的造型形同明星剧照，似乎他对自己英气逼人的形象有一种潜意识的自恋。额头的伤疤让他觉得破了相，张灵甫从此就在右额蓄了一缕偏长的头发遮掩，有点像希特勒的怪异发型，行止之间时常习惯性地用手去撩拨按捺，这成了他的一个招牌动作，74军里一些崇拜张灵甫又比较调皮的部下，喜欢背地里模仿他这个习惯动作取乐，作为调侃这位严肃有余的长官的余兴节目。至于后来有人撰文说，张灵甫是因为崇拜希特勒而特意留了个希特勒式的小分头，未免牵强附会了。
张灵甫战后不久在江西亲自接待田汉的战地采访，不到一个月又率部进驻长沙，并且帮助遭受长沙大火之灾的百姓恢复家园，可见张古山一战，他并没有身受重伤，他真正重伤断腿成为“瘸腿将军”，是在张古山之战五个月后的高安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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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机枪子弹正中张灵甫的右膝，造成膝盖严重骨折，由于高安战地的医护条件很差，伤口当时清理不清，加上火车上的长途劳顿，等到达桂林的后方医院，张灵甫的伤口红肿滚脓，情况十分糟糕，他发起了高烧。医生检查过伤势，判断他高烧多日不退应是细菌感染严重所致，鉴于创口溃烂面积有扩散的趋势，不采取断然措施及时抑制的话，恐怕会危及生命，医生建议他最好接受截肢处理。一听要截肢，张灵甫急了：“不行！锯了腿，我还怎么回去领兵打仗？”医生耐心向他解释，晓以利害，可是张灵甫根本不管那一套，他从腰间抽出手枪，一把拍在医生的桌子上：“不必啰嗦，要锯腿，不如先一枪打死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殊料当过秀才的将军蛮横起来一样不可理喻，碰到这种病人，医生也只好自认倒霉，战战兢兢答应他尽力治疗，不提截肢。张灵甫还不放心，生怕医生护士在他睡着的时候做手脚，连睡觉都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硬是枕戈以待了。［这段后方就医经历，是张灵甫后来自己对其夫人王玉龄所述。关于张灵甫的腿部残疾，有文章传言他曾因伤截肢而装假肢，经笔者向王玉龄女士核查，张灵甫只是右膝盖关节伤没养好而变得僵直不能弯曲，并无截肢之事。］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是张灵甫的伤腿石膏打了大半年，还是不见起色，伤口总是反复发炎，右腿仍有不保的危险。内地医疗条件有限，若要转往香港治疗，费用昂贵，张灵甫自忖难以负担，薛岳接到王耀武的报告，得知张灵甫的治疗情况不佳，于当年的12月特地转报蒋介石，说张灵甫在高安战役负伤过重，恐成残疾，请求为他特赏养伤费以慰创伤，张灵甫这才得以在次年前往香港的玛丽医院，求助该院的英国医生诊治。所以有人说张灵甫坐飞机去香港治病是得了蒋介石的亲自关照，还是有依据的。对于校长的关怀，张灵甫自是感怀于心。他的右腿在玛丽医院再次动了手术，这次手术相当成功，医生向他保证，只要静心接受治疗，康复应无问题，张灵甫这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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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在香港的皇家玛丽医院遇见曾家后人的时候，腿部已经动过手术，他的伤势恢复情况很不错，如果不是急着出院的话，原本有希望复原，但是他却等不及了。着急什么呢？原来一天早上，他在病床上照常打开报纸，内栏的一则小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这是一则新颁布的规定。张灵甫看后，叫来主治医生，告诉他自己决定要提早出院。
玛丽医院的院长是个英国人，在张灵甫接受治疗期间，他对这位中国将军很有好感，听说张灵甫要提早回去，起先以为他是不堪承担昂贵医疗费的缘故，便好心劝他说：“你的伤再继续治疗半个月多就可以复原，否则可能抱残终身。如果费用有困难的话，医院可以减免。”
张灵甫谢过院长的好意，说：“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军令不可违。”遂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离去。院长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张灵甫回国之后，当腿部的石膏终于可以全部拆除，满怀希望的张灵甫沮丧地发现，他的右腿是保住了，膝盖关节却变得僵直再也不能弯曲，从此他只能直着右腿走路，成了“瘸腿将军”。不过这点残疾对张灵甫的行走影响不大，他并不需要借助手杖，酷爱骑马的嗜好也不因瘸腿而改变，以后行军打仗还照样骑着马到处跑。他后来所用的手杖，是缴获来的日军战利品，在他手里更像是指挥棍，而不是腿部残疾所需。
